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好点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50211/h2v5qfn.html三国历史到了后期，彼此之间的战争，目的已经不完全是出于领土扩张，而是出于内政的需要。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国内的政治强人迫切需要巩固地位，这时候，任何手段，都比不上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来得直接、有效。
魏、蜀、吴都有这样的战争，区别只在于，有的政治强人是出于自保，有的则想要扩大权力。而且，战争的胜负不同罢了。
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以蜀国的国力，这样的战争频率绝对算是穷兵黩武，但是“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的原因，不仅仅是《后出师表》里说的“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其实还有个人安危的问题：诸葛亮、姜维权力那么大，又手握强兵，如果不去打仗，该如何自处？
吴国与魏国，恰巧同时出现了两个权臣，吴国是诸葛恪，魏国是司马师。双方都需要对外战争来提升声望，于是两度交手。第一次，司马师趁着孙权新死，吴国内部权力交接未稳，发动进攻，东兴一战，吴国战胜，诸葛恪的权势达到顶点；第二次，是次年，诸葛恪主动进攻淮南，结果在新城大败而归，诸葛恪人望尽失，很快就被谋杀了，而司马师的地位得到巩固，第二年行废立，废掉了曹芳，立了曹髦。
司马昭伐蜀，也是出于内政的需要。这场战争，有两个背景：
1、司马师于正元二年（公元年）在平定毌丘俭之乱（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的时候，暴毙于前线军中。这是个突发事件，事前并无准备，司马昭仓促之间接掌了权力，地位是不稳固的，直到后来甘露年间平定了诸葛诞叛乱（淮南三叛中的第三叛），这才坐稳了权臣。但是，这时候的司马氏，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权臣，要往禅位的方向跨出实质性的步伐了。
2、发生在甘露五年（公元年）的高贵乡公事件，对于司马昭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司马昭迫切需要一个盖世功勋，来冲刷掉弑君的恶名，同时，将禅让之路走下去。
于是，司马昭开始推进伐蜀的战争。景元四年（公元年），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司马昭禅让之路也在步步迈进。曹奂即位后，多次表示要封司马昭为“晋公”，司马昭没接受。代蜀的战争进行到一半，司马昭接受了，成为晋公。
景元四年十一月，刘禅出降，蜀汉灭亡。次年（公元年）三月，司马昭晋升为晋王。按计划，下一步就该是禅让了。可惜，司马昭的阳寿已尽，等不到了。公元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司马昭虽死，但是魏晋禅让的步伐已经停不下来。公元年十二月，司马昭死后四个月，其子司马炎受禅，建立晋朝，改元泰始。
所以，如果伐蜀的战争失败了，历史如何走向，这还真是个有趣的问题。司马昭的威望肯定会大大受损，禅让之路，肯定要中断。先是有弑君之恶名，然后又是举国攻伐大败而归——政治上失分实在太大，要修补回来，这需要时间。但是，司马昭这时已经只剰下一年的寿命了。他的长子司马炎，当时虽然年近三十，但是个悠然度日的公子哥，政治经验非常浅。
如果司马昭在名实俱损的情况下死去，司马家族里能顶得起这份家业的，大概只有他的叔父司马孚。但是司马孚吧，自称是曹魏的纯臣，会不会接着往禅让的方向去走，还真不可知。而其他的世家大户会不会蠢蠢欲动，向司马家学习。也还真不好说。
如果曹魏内部乱了起来，蜀、吴两国能不能抓住机会，也真不好说。总的来讲，蜀汉有刘禅，机会不大，但吴国的孙皓是有野心的，说不准能趁乱捞点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