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标榜仁义道德的刘皇叔来说,益州是一块烫嘴的肥肉。首席CEO诸葛亮的方针“隆中对”要求董事长必须开发益州市场,最终刘备占据了益州,把刘璋赶到了荆南。苏轼的父亲苏洵曾说刘备这么做就已经让天下人失望了,刘备动摇了他自己作为汉皇后裔光复中原的理论基础。然后刘备就要开始填补夺取益州的战略损失了。
首先刘备必须占领汉中,因为大巴山不如秦岭可靠,汉中谷底也为翻越大巴山准备进攻关中的四川军队提供了休息站和战略基地。可是秦岭可以阻挡南下的曹魏军队,也可以阻挡北上的蜀汉军队。从此秦岭就成了曹魏抵挡蜀汉北伐的天然防线,蜀汉的战略格局被大大限制。
蜀汉定都成都,看似合理,因为成都在四川盆地深处,十分安全也很富裕。可是这和诸葛亮从汉中和荆州两路北伐的大方略是不对应的。深居四川盆地的成都并不适合作为这两路的居中调度中心,真正适合这个大政方针的应该是重庆,比如在抗战中蒋介石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就是在时刻准备东出。因为重庆处在四川和湖南之间,如果刘备身处四川,为进攻樊城的关羽提供战略支持,荆州可能也就不会丢了。但是,刘备不能这么做,因为作为外来占领者的他必须时刻打压益州地方势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由他亲自镇守成都。蜀汉政权一直面临着的两大矛盾就是内部的荆州外来势力和益州本土势力的矛盾和外部的蜀魏矛盾。后来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和姜维九伐中原就是想同时解决这两对矛盾,后者不难理解,前者就是要通过对曹魏的战争来巩固蜀汉作为正统的理论基础。
但是四川可以自守但无力只靠这一隅之地取得曹魏控制的关中,汉高祖刘邦当年面对的是三个分裂的政权,而诸葛亮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曹魏政权。蜀汉失去荆州并再次夺取失败后,已经宣告隆中对战略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