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炎文化似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命题，因为它界于历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之间，基于此，它有望成为一个具有很强生命活力与研究前景的文化。有人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解读，则重于传说历史与信史的研究，有人则从考古学的角度上去解读，将其与某一个考古学文化进行对应与研究。由宝鸡学者发起的由海内外众多学者参加的姜炎文化专题学术会也开过多次，取得了丰硕成果。《炎帝志》的编纂出版，就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成。现在有学者综合多年研究成果，给姜炎文化的时限作了界定，提出姜炎文化贯穿了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三个时期。这虽然已涵盖了新石器文化的全过程，与考古学文化的年限相吻合，但将二者进行整合，距离还很遥远。然而，宝鸡地处渭水中上游，是炎帝部族早期繁衍生息的地方，宝鸡及其陇山东西两翼的峁原山坡，已发现的大量的仰韶时代各种遗存，就与炎帝部族息息相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许多学人，也不约而同的把注意力放在了渭河中上游一带。因此，整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给姜炎文化赋予新的内涵，是深入推动姜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周秦文化主要发祥地就在宝鸡，这已得到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界的公认。尤其是年7月，由海峡两岸学术界共同在西安和宝鸡举办的《周秦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这类命题的学术会也开过多次，加上这几年关中西部乃至于陇山东西周秦考古的许多重大发现，使得周秦文化研究的资料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广泛，同时也就使周秦文化研究的成果更加突出。
然而，把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捆在一起，举办《《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学术会》，这还是第一次。姜炎文化虽然与周秦文化是两个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文化，特别是姜炎文化，无论是其命题、内涵，都还处在界定、探索、变化和完善时期，但是，其主要发祥地都在宝鸡，这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此说来，孕育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的宝鸡这块神圣的土地，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那么，姜炎文化与周秦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答所能解决得了的，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并且要有多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共同参与，才能够完成。
一、姜炎文化与史前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概述
1、姜炎文化内涵的再界定
尽管这个问题在过去的文章中已作过申明，但鉴于这个文化的特殊性，诸如传说、历史、人物、部族、区域时空与考古等诸多因素，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仍然聚讼不休。这个界定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在概念上发生混乱，更是为了与已发现的考古成果进行整合探讨做准备。我这里所说的姜炎文化，简单的讲，就是炎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也就是说，暂且不把炎帝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作为一个远古时期部族文化的代表或符号。这样就好拉近传说和考古实证的距离，使本为虚无飘渺和复杂的历史问题变得具体和简单。
2、姜炎文化的年代
现在对炎帝文化的时间有多种界定，但一些界定还是经不住推敲，主要是无法印证传说的历史与考古发现的统一。比如古史说，是炎帝发明了农业，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大概萌发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点播农业的时间距今大约也就是年左右。如果按有的说法，炎帝文化对应的是考古学文化上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属新石器阶段晚期，距今只有年左右，二者相去甚远，这就很难把炎帝发明农业的传说与考古发现进行整合。如果说这个年的界限还不足以令人信服，依然认为“炎帝发明了农业”只是一个渺茫的空洞概念，那么《易·系辞》“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逸周书》又说“神农遂耕而种之，为耒耜鉭鎒，以垦草莽。”恐怕就不是一个言之无物的史料记载了！更为重要的是，前仰韶时期最具代表的关桃园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的骨耜，起码说明史料记载不是没有根据，这就使传说历史与考古发现得到了较好的相互印证。因此，我认为，把姜炎文化的时空范围与中国农业产生的时间一并考虑，才能解决炎帝发明农业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相互冲突问题，也才能抓住姜炎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化，它贯穿于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已涵盖了新石器文化的全过程。简单的把姜炎文化局限在某一个考古学文化阶段，都是没有根据的。
3、从西部几支史前最有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谈与姜炎文化的整合
一般认为，姜炎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仰韶文化相对应，从年代的推进上，也可以划作早、中、晚三个时期。那么，能不能就把仰韶文化称作姜炎文化，或者就把姜炎文化称作仰韶文化呢？
仰韶文化是我国*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首次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按照考古惯例，将此称为仰韶文化。分布区域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青海接壤地带，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诸多新石器文化中的一支主干。由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与夏、商、周的核心范围重合，一般认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也就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这虽然包涵了仰韶文化的部族属性，但依然是一个笼统的，或者说是一个广义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在仰韶文化框架内又出现的众多以若干典型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陕县庙底沟类型或文化等等，就是对仰韶文化时空、区域和群体特征的细化。特别是陇山东西两翼渭水上游，乃至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至于辛店文化、刘家文化、寺洼文化等等，与仰韶文化及其众多分支文化面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或许它们就本不应该称作仰韶文化。
姜炎文化强调的是部族属性，与考古学文化相比，除时间上的共性外，在地层学、器物类型学方面，毫无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它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还有很大的差距。姜炎文化的核心是这个“姜”字的内涵。“姜”、“羌”二字古相通，又因为羌人是古代戎人中的一部分。《说文·羊部》也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所以学者多以此认为，姜戎即羌人。史料中的这些记载，不但明确了姜、羌部族的来龙去脉，而且还明确了姜羌部族的地理范围。如何处理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下大力对待的问题。
整合这两个文化的最大困难，在于各支考古学文化的部族属性的确定，也就是说，创造这支考古学文化的是什么人，什么部族。由于仰韶时期的历史没有文字记录，这个时期的考古，只能根据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原理进行推论和研究。考古学上讲的是物质概念，如器物学。而器物学本身又很复杂，这个部族可以使用，另一个部族也可以使用。这些不同部族使用的陶器是有差异，但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共性，这就要对相关的出土器物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物质变化的内在规律，最终还是要为破解这些历史难题，找到创造这些历史财富的人。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虽然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要有明确的时间界限；有特定的区域；有与这个区域已知文化群体特征相区别的文化特征，但是，要把它落实在某一个部族群体上，并不是说所有的考古发现都已具备了这些要素。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用于考古与历史资料的整合愈加广泛，成为构建中国古史的最主要的方法。但是，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当时是针对于甲骨文和文献的比对，有着较强的操作性。如果现在把甲骨文替换成不具文字符号的出土器物，这就要对相关的考古资料进行全面的考虑和筛选。因为远古时期的历史的发展存在很大的未知性，对于新出土的、没有文字信息、根本无所知的考古资料应用不当，对于判断历史的真实很可能产生误导。考古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所获得的物质载体的研究，最终恢复其历史的原貌。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将涉及史前考古的发现与史料记载的整合，不能老是借“传说”而回避炎*二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现在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看重的还是年代的确定，无论是地层划分还是器物排队，包括用科技手段的年代测定，基本上都是为确定时代的早晚服务的。而对于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包括部落、族属等的研究，还是力度不够。尽管如此，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渐丰富和研究的逐步深入，整合历史包括传说的炎*时期与考古发现，势在必行。
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或者再放宽一点，可以扩展到渭水上游的陇山东西一带，是古代姜炎（羌戎）部族生活的地区。这个区域的许多考古学文化，如大地湾文化(关桃园)、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刘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等，它们虽然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的考古学面貌，特别是文化中部族属性，明显的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不但都与姜炎文化年代上下限相向重合并行，而且更重要的是，都发生在羌戎部族的生活区域里，因此说它们与姜炎文化息息相关。或者更直截了当的说，在这个区域里创造诸多考古学文化的人类群团，就是以炎帝为代表的羌戎部族，他们本来就是不同时期的姜炎文化。迫于学术用词上的尴尬和无奈，只能以发现地命名罢了。
大地湾文化：主要发现有渭河上游的大地湾一期、西山坪遗址、关桃园早期及北首岭下层等。它们在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的典型代表——半坡文化千年以上，因此被称作前仰韶文化，距今大约年。这支文化在探索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挖掘姜炎文化内涵，确定姜炎文化上限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大地湾一期是目前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有影响的一处遗址，是前仰韶文化的代表。其后发现的师赵村、西山坪①与关桃园遗址②，普遍的保存较好、发掘规模较大，遗迹多，遗物丰富。它们从代表前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一期发展到齐家文化，中间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没有缺环。在渭水上游发现这么多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在我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遗址的发现，一直处于史前考古研究的前沿。然而，由于其发现数量仍然偏少，这也就给其文化属性，特别是族属的研究带来了困难。除了时代较早的特征外，唯一能与姜炎文化进行联系比较的，就是史料中关于炎帝发明农业的相关记述。如在大地湾一期灰坑中采集到已碳化的黍，是中国同类作物中时代最早的发现。特别是关桃园遗址发现的骨耜,与炎帝的传说直接相关。耒耜是远古时候的一种生产工具，被当作农业起源的标志性工具，因此，先秦许多史籍中多有记述,往往谈到农业起源无不谈到耒耜的。关桃园遗址发现的骨耜数量之多，时代之早,是*河流域史前考古中罕见的。另外，从理论上讲，中国旱作农业起源地多在近河谷的山区，而这些早期遗址都处在渭水上游沿岸的山区，因而备受学者的